66岁陈永贵，退休后对秘书发脾气，李先念交代：不许再给他送文件

1980年9月，陈永贵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，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之后留在北京居家生活。 此时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还没有卸任，相关文件依旧会送到家中。他识字不多，平日里都是由秘书念给他听。 那一段时间，剖析、反思大寨相关问题的内部材料不断送来。听着材料内容，他情绪很难平复。流传的记述提到，他曾经动过火气。 他本不是容易迁怒旁人的性格，事情过后，自己心里负担很重，寝食都受影响。李先念了解他身体状况不算好，便交代，不要再把这类材料继续送过去。 这个从虎头山走出来的农民副总理，这一生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，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。 把时间往前推到1952年。大寨原先的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主动让位，推举陈永贵接手支部书记一职。贾进才对他的评价，只有简简单单四个字，“能干，服众”。那一年陈永贵三十八岁，交到他手上的并不是一份好家业。 大寨当地地形破碎，七条大沟横穿村落，坡地零散，下雨容易被冲垮，不下雨又容易干旱。当地老百姓口头形容这片地方，就是“七沟八梁一面坡”。 从1953年开始，每到冬春农闲时节，全村集体出工。垒石坝，填土方，修整坡面。七条山沟逐段改造，前后修筑起一百八十多条大坝，在破碎山坡之上，造出三百亩水平梯田，四千七百多块零散小地块得到整合修整。 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镐头、扁担、箩筐，全部靠人力出力。 1963年8月，太行山降下罕见的特大暴雨，袭击昔阳县一带。大寨多年辛苦修筑的石坝大量垮塌，窑洞、房屋成片损毁。按照当时常见的处理方式，遭遇重大灾情，可以向上申报，等待下发救灾物资。陈永贵在村民大会上面表明态度。 “救灾物资，别的更困难的地方更需要，咱们自己能干的活，自己来干。”遭遇洪灾之后，大寨没有申领一分钱救灾款项，全村人动手修复梯田，重建住房。当年秋收，上交国家的粮食任务，依旧按时完成。 1964年2月1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通讯《大寨之路》，同时配发社论，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的奋斗精神。“农业学大寨”这个提法，自此进入全国的公共视野。这个阶段，陈永贵的身份，依旧只是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。 1975年1月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。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里面，出现了让不少人感到意外的名字，陈永贵，出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分管全国农业工作。 消息传回大寨，村里很多人都觉得十分震惊。这个从前和大伙一起扛石头垒坝，洪水过后站在废墟之上抡镐干活的庄稼人，要去往北京，参与管理全国的农业事务。 刚刚到北京任职，有一件事被反复宣传。他不把户口迁入北京，也不领取国家行政工资。收入依旧按照大寨大队满分全勤的工分来核算，折算下来一天大概一块五角钱。组织另外发放一部分伙食、差旅方面的补助，数额并不高。他跟身边工作人员讲过，“我是大寨人，大寨的土地没有离开我。” 可一个扎根山区实干、文化程度有限的农民，坐到国务院会议桌前研判全国农业政策。现实当中的落差，不是一句保持本色就能够抹平的。 开会的时候，他不习惯提前写好长篇发言稿，大多讲大白话，讲田间地头的实际见闻。有时候一份报告绕来绕去抓不住重点，他寥寥几句话，反倒可以点出问题的要害。 他最擅长的，还是走到田间，察看庄稼长势，触摸土壤，当面询问农民收成。这套办法放在乡村基层十分管用，但身处国务院繁杂的制度流程之中，能够施展的空间就变得有限。 “农业学大寨”在1964年刚刚发起，初衷是推广自力更生、苦干实干的精神。矛盾出在后续的推广模式上面。垒坝修梯田，是太行山区应对破碎坡地的具体办法。这套做法直接照搬到南方水田、华北平原，根本行不通。梯田需要山地条件，平原没有相应的地形；山区蓄水手段，水网密布的南方也用不上。 但是当精神号召变成硬性执行指令，各地不得不照搬模式，地域之间地形、气候、土壤的客观差别，就被忽略过去了。 随着运动规模扩大，陈永贵的职务也一步步提升。1967年之后，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、省委副书记。1969年，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。1973年，进入中央政治局。 与此同时，大寨本地存在的各类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。大寨大队上报的粮食增产数字，事后核查发现存在虚报成分。这并不单单是陈永贵个人造成，运动大环境之下，层层虚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，而大寨作为全国样板，所有问题都会被放大审视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农村发展方向发生转变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各地铺开，粮食产出快速提升。两相比较，“农业学大寨”这套模式本身存在的局限，就看得更加清楚。各个省份开始梳理运动遗留的各类问题，山西省委也向中央递交了检查报告。 1980年11月，中共中央下发中发〔1980〕83号文件，对这一段历史作出正式评价。文件批语作出责任划分，大寨、昔阳推行左倾错误路线，主要责任归陈永贵；在全国范围推广大寨经验出现偏差，主要责任归于当时的党中央。 文件同时点明，把先进典型的经验“模式化、绝对化、永恒化”，本身就是错误有害